别世芳（仙桃人，现居北京）

人间长路漫漫，岁月征途迢迢。从我记事起，所有奔赴理想的脚步，都伴着追星逐梦的守望，在烟火浮沉中跋涉，于风雨跌宕里前行。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前行的赶路人，从来不惧路途遥远。那日，我呱呱坠地。父亲见我生在农历闰九月，一场大雪在鄂中江汉平原铺天盖地而来。他高兴地对母亲说：“这小子，命好。将来一定有出息！”母亲笑了，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她深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培养我热爱读书，长大成人。

在父母的熏陶下，我5岁就开始上学。记得我在镇上住校读高中时，离家约10里地，要走几个小时的乡间小路。那时，每星期回家一次，带上一周的粮食与咸菜，生活十分艰苦。有一次在学校吃晚饭，我带的咸菜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碎了装咸菜的瓶子。没有咸菜下饭，又没有钱到学校食堂买蔬菜吃，只好硬着头皮向班主任老师请假回家去取咸菜。

班主任老师皱着眉头对我说：“你若能赶上明天早上出操晨跑，就同意你回家去取咸菜！”

我一路小跑，在天黑之前跑回了家。母亲帮我炒了一大罐萝卜干豆豉咸菜，叮嘱我早点儿睡觉，明天天一亮好起床赶回学校，以免耽误学习。我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眼，家里没有闹钟，害怕睡过点。母亲说：“你踏实睡，家里有公鸡报晓呢！”等到家里公鸡叫第一遍，我就起床带上咸菜往学校赶，大约走了近一半路，天上的星星还眨着调皮的眼睛，依旧亮晶晶的，仿佛时间也睡着了，忘了天亮。走过一条小河上的木桥，便是一片坟地，白天经过都脊背发凉，夜里就更加害怕。我只好壮胆往前跑，身上汗水湿透了衣服。我摸进寝室，睡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天终于亮了。早上出操晨跑时，班主任老师关切地问我，你没菜了咋吃下饭呢？我说，我已经回了一趟家，带足了咸菜。班主任老师刮目相看，使劲笑了笑。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七十年代中期的家乡，物质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长。随着农村中小学教育的逐渐普及，教师队伍严重短缺。许多回乡务农的高中毕业生因此走上了“三尺讲台”，我也是其中之一，成为我们村里小学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

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学，教学设施异常简陋，十几名教师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学习、备课、改作业，有时与学生和家长谈话也不太方便。学生的课桌和凳子五花八门，高低不齐。黑板是用水泥糊在教室墙上，再用黑色油漆粉刷制成的，“三尺讲台”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教室里没有玻璃窗户，也没有电灯照明，更谈不上有降温取暖的设备了。“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是那个年代民办小学教育的真实写照。条件虽然艰苦一点，但是教师和学生们都很努力。

学校领导安排我带一年级语文课兼班主任。我对“教书育人”这项工作，十分崇敬和热爱，因为我家祖辈几代人均当过教师，他们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对我影响很深。我的曾祖父是村里的教书匠，一辈子靠教私塾养家糊口；我的叔祖父担任过中学校长，在教育局长的岗位上离休；我的三叔60年代初中毕业后也曾担任过村里的民办教师。我来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暗暗下定决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无怨无悔。

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幼儿园。担任小学一年级新生班主任，就是乡下小孩子们的启蒙老师，需要有信心、有耐心、有爱心，更需要有强烈的责任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刚开始上学的小学生，有的不会写字，我就握着他们的小手，耐心地教会他们正确拿笔写字。

记得刚开学不久，我发现班上有个小学生经常迟到、旷课。为了弄清情况，我多次上门家访，与其父母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促膝交谈，了解原因。原来这名小学生家中有些困难，父母有重男轻女思想，想让她辍学做家务、照看小弟弟。经过一番耐心的劝说，她父母终于答应克服困难，让女儿安心上学。这名小学生在班里表现非常好，她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组织，成为班上学习委员和少先队中队干部。后来她通过刻苦努力，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也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1976年2月，怀着保家卫国的赤诚之心，我主动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军。穿上军装，奔赴军营的岁月，磨砺了我的意志，开阔了我的眼界，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道路。从军38年，我从部队师职干部、大校军衔上退休，成为一名军休干部。

晚年的我，从部队移交地方安置后，离开军营，爱上了写作。我应邀返聘到北京市军休安置事务中心的《军休之友》编辑部担任责任编辑。除了做好编辑工作，我始终坚持笔耕不辍，先后在《中国老年》《乐龄悦读》《老同志之友》《武汉文学》《南国散文》《中国老年报》《中国社会报》《北京社区报》《仙桃日报》等报刊和媒体上发表散文、诗歌等300余篇，多次被北京市海淀区军休系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人生能有几次搏，追星不负逐梦人。如今，我的父母都已到了天国，但他们的血脉永远刻在我的骨子里。我用它丈量人生的高度，继续书写余生精彩的华章。